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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任远:“人口危机”可以休矣

一年一度的两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层出不穷的提案让人目不暇接,生育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降低最低婚龄、政府承担女性职工奖励性生育保险、儿童照顾服务社会化、延长产假和男性陪护假、鼓励双独夫妻生育两孩……林林总总的方法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似乎都带着些对“不想生”、“不敢生”的担忧。
 
人口政策再次成为两会的热点,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组专门就生育问题采访了复旦大学人口所的任远教授。我们相信任远老师的专访会给大家带来更深入和不一样的思考。
 
 
“在全面放开二胎后,不少舆论媒体急转直下,特别是在一些大V的带领下,讨论的声音集中到应该出台政策鼓励生育。您认为为什么舆论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
 
任远:社会舆论对于生育问题具有特别的关注,说明生育是基本的民生,生育政策和人民的需求和福利存在紧密的关联。
 
“全面二孩”以后,对于鼓励生育引起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与对于生育问题公共讨论的舆论管制弱化相联系的。在很长的时期内,在“研究无禁区、表达有纪律”下,对于生育政策话题进行着公共的管制和学术界的自我审查,使得生育是冷话题。当对生育的讨论被解放了出来,相关的井喷效应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两年来,“鼓励生育”日益成为社会热点,也是因为“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的生育数量远低于预期。2017年的出生人口1723万,还少于2016年的1786万;2018年更低,甚至进一步减少了200万,达到1523万。原来预期的补偿性生育的反弹并没有出现,一孩生育率的水平还在继续走低,这种出乎意外的结果进一步激发了整个社会对于生育问题的关注。
 
出生人口数下降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您认为中国现在最主要的人口问题有哪些?如何看待人口危机论?”
 
任远:如果说从1960年代到2000年,人口数量问题是国家人口与发展的核心问题。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我国的人口在2025-2030年左右将到达顶部,然后逐步下降,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日益不再成为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人口结构问题、人口素质问题、人口空间分布及关联的人口变动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人口问题表现出更加复合性、复杂性。
 
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规律性也展现出一些新的内容,例如我们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水平会下降,但是欧洲的数据表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育率是正相关的。经典的教科书认为妇女发展会降低生育率,而现在的研究表明具有更高生育率的国家具有更好的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因此,需要研究的人口问题是更进一步扩大了,包括低生育率陷阱问题、老龄化问题、人口迁移和流动、人口健康、人口素质的提升等等问题,这些复合性的人口问题使得人口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虽然我们面临的人口问题更加复杂和复合,但是我并不认为存在所谓的“人口危机”。相对于1960-1970年代出现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尖锐的不平衡,当前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是进一步协调了,生产力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对人口的支撑力在不断增强,人口危机的警报实际上是在不断缓和。
 
对于一些所谓“人口危机”的看法,实际上多数都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我们所担心的劳动力数量不足,实际上在本世纪中期以前并不存在,特别是在退休年龄进行调整以后,劳动力数量的危机就更不存在;我们正在经历快速的老龄化,也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人口老龄化将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少年儿童的比重下降固然会影响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但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少年儿童总量在下降,但实际上仍然有大量的近1亿的已有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教育。这说明儿童和未来劳动力的关键还不是每年多出生几百万新生人口的问题,加强对已有儿童的教育和发展能力的建设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说迁移和移民会带来危机,但是从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移民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等等。因此“人口危机论”是一种过于杞人忧天的看法。只要中国维持着技术和制度的进步,维持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从当前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并不会存在所谓的“人口危机”。
 
“那么您认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必要的吗?能否解决中国当今的人口问题?”
 
任远: 我认为“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不必要,而应该使用“服务生育”的政策话语。对于家庭夫妇的生育来说,需要对希望生育、但是没有条件生育的人口提供支持,包括技术支持和经济社会支持,从而支持一种“未满足的怀孕”;对不想生育的人口提供避孕节育支持,避免一些“未意愿的怀孕”。
 
因为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生育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提供良好的生殖健康、提高母婴健康、加强对婴幼儿的抚育,增强教育和知识传播,这是生育政策的着眼点。生育应该是家庭夫妇的自主选择,政府不必要过度干预地去鼓励生育、当然当前更没有限制生育的理由。
 
通过良好的生育服务,才能够降低家庭的压力和负担,这也会有利于增强夫妇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通过良好的生育服务,才能避免家庭和工作的冲突,特别是女性在家庭生活和市场就业中的冲突,从而保障妇女的权益、支持妇女的发展、满足妇女的需求。通过良好的生育服务,才能保障人口的健康,特别是青少年的健康和未来发展。针对不同的群体对于生育的具体需求和面临困难提供服务,这是公共政策应该追求的目标,并因此提高了家庭的福利。
 
公共政策不需要直接调节夫妇是应该多生育一些子女、还是少生育一些子女,或者生育多少个子女。在这个社会上,有些家庭希望生育一个子女,有些家庭希望生育两个子女,有些家庭希望保持丁克,有些妇女甚至还不愿意结婚,有些家庭希望多子多福,政府应该尽量满足这些群体的生育需求,提供必要的生育服务。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否还需要人口政策?如果需要,需要什么样的政策?”
 
任远:正因为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比以前更加复合性和更加复杂,因此对于人口政策的需求相对于以前显得更加重要和必要。人口政策需要应对和处置更加复杂的人口问题和人口事务。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人口政策的理解主要是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是人口政策的主要工具。实际上,人口政策不仅包括生育政策,更需要包括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素质等综合人口事务的人口政策。对于这些人口事务不仅包括人口过程的出生死亡迁移的人口政策,也包括由于人口变动所衍生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相关政策,比如说对于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相对于更加复杂化的人口问题,我们当前的人口政策体系和人口管理体系还显得不足,迫切需要不断思考人口变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完善相关的人口政策。
 
“人口数量和结构与社会技术发展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影响或改变对人口问题的传统认知体系?”
 
任远: 人口变动和社会技术发展存在密切的关联。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会影响人口过程,并影响一个地区的人口面貌。同时,社会技术的发展也需要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是技术进步的基础。社会技术发展也需要基于人口的需求。因此,人口变动和社会技术发展,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在社会技术发展中我们特别看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这当然会增加新的社会变迁,对人口和发展的关系带来一些新的内容。并会重新塑造出一种新的技术发展和人口变动关系。由于这样的社会实践尚未出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为时较早。这样的讨论与其说是科学研究,不如说是一种科幻的猜想。考虑到人口研究不能沦落到科幻研究的水平,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问题很可以作为饭后的谈资,但是在目前来说,实在难以给出什么确切的答案。
 
但是我的基本看法是,认为技术革命会带来未来的人口危机也是不必要的担心。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进步及技术推动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在结构转型期会对人口与发展带来一定的震荡,正如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快速膨胀所带来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马尔萨斯主义的诞生。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经验看,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不会造成人口危机。而且,技术进步带来的GDP增长,会带来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扩张,产生出新的就业需求,推动人口发展变化,技术进步也增强了对人口管理的能力。技术进步会突破人类-自然系统的上限,使人口发展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对于当前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迅猛发展,正展现出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对此固然会带来一些悲观的图景,例如技术进步的人工智能会替代人类,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衰亡。人口在这个未来可能就显得“多余”了。但是,从长期历史的视野进行观察,以及我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是天然的乐观派。那么,技术进步将会使人类社会更美好,技术进步将会创造出更加复杂的社会体系,就必然需要更为丰富的人类活动。技术进步会使人类社会进一步延续和扩张,也仍然会使人口问题出现新的内容,并使人口发展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对于技术进步下的人口发展,仍然可以具有相当的乐观,仍然也不必要为之杞人忧天。
 
本期责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讲师 吕利丹
本期编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硕士 董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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